台湾媒体:解台湾部分民众为何“亲日”而“仇中”之惑 “胡锡进式”言论不利两岸融合

台湾在野党、国民党党团提出“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”和“台美复交”两个提案,获得无异议通过。对此,中国大陆媒体刊登舆论名人胡锡进的言论称,未来的两岸和平和国家统一是指望不上他们了。“我们决不可再抱幻想,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,要随时能够给‘台独’以决定性的惩罚”云云。

当前,海峡两岸关系跌进新的谷底。由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全面倒向美国、对抗中国大陆,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在派遣高官访台、售台武器等方面频频突破美对华公报承诺,使得中国大陆民间和舆论不乏焦虑,认为大陆要做好“武统”准备的声音明显增加。

与此同时,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0月7日安葬,为此,全台湾公务机关下半旗一天,蔡英文率一众文武官员陪礼迎灵。李登辉生前公然宣称自己曾经是日本人,主张钓鱼岛等属于日本领土,死后却依然享尽台湾当局和朝野政党所给予的“哀荣”。

也与此同时,台湾艺人欧阳娜娜在中国大陆央视国庆晚会上献唱《我的祖国》,不仅民进党当局扬言“调查”“法办”,台湾舆论更是不乏口诛笔伐,甚至连欧阳娜娜的姐姐也惨遭岛内网民谩骂。蔡英文当初竞选时宣称的“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为自己的认同道歉”一语落空,更显示眼下台湾“仇中”“抗中”甚至搞起了“株连”。

上述现象,凸显目前的台湾社会,对“亲日”“媚日”的言行不以为意,存在很大的包容度,而对所谓“亲中”“和中”的人却视若寇仇,充满民粹敌意。看在大陆民众的眼中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两岸明明同文同种,而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殖民台湾,为何许多台湾人却依然亲近日本,而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?这种现象,更会使得一些大陆民众对台湾民意倍感失望,从而认同胡锡进的“武卫”言论。

作为长期关注台湾局势的学者,近日,笔者恰好观看了台湾电影《世界第一麦方》,讲述的是台湾面包师吴宝春的故事。管中窥豹,这部电影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,解台湾部分民众为何“亲日”而“仇中”之惑。

吴宝春曾经荣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杯面包大师赛(Les Masters de la Boulangerie)冠军,台媒称他为“台湾之光”。然而,他也曾经遭遇过和欧阳娜娜相似的困境。2016年,台湾亲绿媒体把他所说“我不会把眼光只看到中国”扭曲为“我饿死也不会到大陆”。因此,2018年,“吴宝春麦坊”于上海开业试运营,网民质疑其赞同“台独”。为此,吴宝春发声明说,“身为中国人,是我的骄傲。”

尽管吴宝春公开承认以“身为中国人”为荣,但是,在《世界第一麦方》这部以他为原型的台湾电影里,却让人感到了浓浓的“日本味”。比如,剧中反映,吴宝春的面包技艺之所以能突飞猛进,是因为他曾经去日本进修;剧中一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节,也更像是“日本式”的,如吴宝春和同行见面之间的深鞠躬等;甚至整部影片的画面等叙事风格,也能看到日本电影的深刻影响。

可以看到,相比起中国大陆,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,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有着三个途径:一个是文明上的,就是日本的物质文明、科技文明等让台湾人乐于学习,如吴春宝专门去日本学面包技术。一个是文化上的,日本曾经的殖民,使得许多的日式生活理念、方式等文化因子已深深殖入台湾社会,且战后仍对台湾持续渗透;而由于中日在传统文化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源性,又使得这些实质是日本文化的东西,容易被当成是中华文化,但它们对一些台湾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日本化的。例如,深鞠躬作为社交礼仪,在中国大陆实际已不采用,因此它实质是对日本礼仪的认同。

还有一个是文学上的,这里的“文学”是一个泛化的概念,指的是包括电影语言在内的各种表达方式。日本作为先发达的国家,其音乐、电影、小说等流行文化曾经长期引领亚洲风骚,其表达方式也更容易为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台湾社会所接受。

以《世界第一麦方》这样的台湾电影为例,小人物的日常叙事,细腻的个体生活刻画和情感表达,对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强调等等,这都与中国大陆惯常使用的国家集体等宏大叙事的语言迥然不同,也更容易引起“小确信”情绪泛滥的台湾社会共鸣。

从根本上来讲,当前一些台湾民众、特别是年轻民众对中国大陆的疏离,与日本殖民台湾以来一个多世纪的两岸区隔,更与李登辉当政以来已经持续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“去中国化”文化与教育切割密不可分,是政治操弄和政客诱导的结果。但是,如果要在文明、文化、文学等方面影响台湾,中国大陆也确实还有诸多须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。

应该看到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力的上升,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文明、文化、文学影响实质都是增强的。由最开始对港台流行文化的追慕,到现在大陆影视剧、节目等反过来风行台湾,乃至蔡英文当局要不惜搞“思想审查”、封杀大陆视频软件爱奇艺等产品,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但是,中国大陆仍然处于“将强未强”之时,军事等硬实力已有长足进步,然而在文明程度、文化软实力和文学表达水平等方面,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。

相比起“武卫”来说,“文治”即文明、文化、文学的联络和沟通,显然更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心理融合,有利于两岸社会的根本长远利益。所以,大陆的“胡锡进们”与其高呼“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”,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陆对台的文明、文化、文学影响力方面多动脑筋、出谋献策。

“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”绝对不是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“唯有”之道,这方面的“胡锡进式”言论,可能反而对大陆的文明、文化、文学影响力造成损害。它于“武卫”无益,因为兵者国之重器,不能轻易喊打喊杀;却于“文治”有损,因为它不细究根源,却助长两岸民粹对立。

如果说,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之所以会自认曾经以日本为“祖国”,是因为他们成长在日本殖民文化之下,当代台湾人对大陆的疏离和切割,则表明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文明、文化、文学之“光复”并未真正完成。

针对特朗普当局和“台独”政客的可能挑衅,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固然需要,但大陆更应该坚持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”,加快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、文化实力和文学表达水平,以争取台湾社会的向往。

当前,尤其应该找到大陆倡导的“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诚信、友善”等理念,与台湾民众价值观之契合点,加强沟通与交流,这样,当李登辉已经入土之后,“欧阳娜娜”才会真正多起来,才会更加得到台湾民众的理解与认同。

相比起“武卫”来说,“文治”即文明、文化、文学的联络和沟通,显然更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心理融合,有利于两岸社会的根本长远利益。所以,大陆的“胡锡进们”与其高呼“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”,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陆对台的文明、文化、文学影响力方面多动脑筋、出谋献策。

来源:联合早报

作者邓清波是中国时事评论人

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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